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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以高報低(高薪低報)偽造文書_最高法院刑事95年度台上字第490號
【裁判字號】 95,台上,490
【裁判日期】 950125
【裁判案由】 偽造文書
【裁判全文】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四九０號
上 訴 人 甲○○
金龍路.
選任辯護人 林辰彥律師
張凱輝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台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審判決（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七二０號，
起訴案號：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八一０三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理 由
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甲○○係三笠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三笠公司）之負責人，而高明治原係三笠公司所聘僱之貨車
司機。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二日，高某因載貨前往苗栗，途經高
速公路南下一百四十四點五公里處，發生車禍死亡，其妻王煮
（現改名為王玫苓，下仍稱王煮）事後發現高明治之薪資為新
台幣（下同）四萬元，然上訴人竟以一萬六千五百元之薪資為高
某參加勞工保險（即高薪低報），致其勞工保險之死亡給付（下
稱勞保死亡給付）短少甚多（原應以四萬元計算單位，因高薪低
報致以一萬六千五百元為計算單位）。王煮找上訴人理論，上
訴人乃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晚上八時許，與王煮及當時任職
台灣省桃園縣議員之洪國治共同在三笠公司員工鍾得龍位於桃園
縣平鎮市○○○路六號住處，商談因高薪低報致勞保死亡給付短
少之補償事宜，上訴人明知曾為高某投保國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國華人壽公司）之團體保險，倘高某死亡保險事故發
生，該團體保險之受益人分別為「王煮」及其子女「高程飛」
、「高瑩萱」，各可領取三十五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元團體保險之
保險金。於和解過程中，當洪國治詢問上訴人「高某除『勞保給
付』及『汽車強制責任險』外，尚有何種保險」，而王煮亦詢
問關於「三笠公司是否曾為高某投保『團體保險』」時，上訴人
刻意隱瞞三笠公司曾為高某投保團體保險之事實，致王煮僅就
勞保死亡給付高薪低報之差額與其洽商，王煮、高程飛、高瑩
萱等人所得領取者僅有「汽車強制責任險」一百二十萬元及「勞
保死亡給付」七十四萬二千五百元，高薪低報之差額一百零五萬
七千五百元應由三笠公司補償之，因而於當日晚上十一時許訂立
：總和解金為二百六十五萬元（即高薪低報之「勞保給付」差額
一百零五萬七千五百元、「汽車強制責任險」一百二十萬元及勞
保給付七十四萬二千五百元，後經雙方商討和解之數額），且由
上訴人負責代為申請上開「汽車強制責任險」之保險金及「勞保
死亡給付」之和解契約。上訴人雖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
，即將和解金二百六十五萬元全額給付予王煮（包括八十八年
十一月九日和解日由上訴人給付王煮四十萬元，同年十二月四
日給付七十四萬二千五百元，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汽車強制責任險
含利息共一百二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元，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
訴人給付前揭勞保給付之差額二十九萬四千二百五十元），並將
「王煮」之印鑑返還。嗣上訴人竟與其妻邱秀英（未經檢察官
起訴）共同基於偽造私文書並持以行使及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
詐欺取財之概括犯意，於（一）八十八年十一月九日前之某日，
不知情之國華人壽公司業務承辦人李桂珠，在台北市○○○路○
段四十二號之國華人壽公司內，先於「王煮」名義之「理賠給
付申請書」一紙上（即第一份申請書）填載相關資料，再將該紙
「理賠給付申請書」送至三笠公司後，由邱秀英在桃園縣平鎮市
○○里○○路三三四號三笠公司內，盜用王煮所交付僅供辦理
強制險及勞保手續而非作他用之「王煮」印鑑，在上開「王
煮」名義之「理賠給付申請書」上，盜用王煮之印鑑，而偽造
理賠給付申請書，並持交李桂珠以供行使，足以生損害於「王
煮」及國華人壽公司。（二）八十九年一月間，不知情之李桂珠
經國華人壽公司總公司之告知而發覺尚欠受益人「高程飛」、「
高瑩萱」名義之理賠給付申請書，乃另行製作「高程飛」、「高
瑩萱」名義之「理賠給付申請書」送予邱秀英通知受益人補正，
邱秀英遂於八十九年一月十日，利用王煮不清楚領取保險金相
關手續之機會，向其諉稱勞保死亡給付及強制保險仍有後續手續
待辦，而取得「王煮」、「高程飛」、「高瑩萱」之印鑑後，
在三笠公司內，盜用王煮所交付僅供辦理強制險及勞保死亡給
付手續作用之「王煮」、「高程飛」、「高瑩萱」印鑑，於高
程飛、高瑩萱名義之「理賠給付申請書」二紙上（即第二、三份
申請書，其中第二份實際提出申請，第三份內容空白，預備用，
並無實際提出申請），同時盜用「高程飛」、「高瑩萱」印鑑各
二次及王煮印鑑各四次，偽造「理賠給付申請書」二紙，並於
八十九年一月十日當日交付李桂珠，而李女僅提出第二份申請書
於國華人壽公司申請壽險理賠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王煮」
、「高程飛」、「高瑩萱」及國華人壽公司。國華人壽公司之承
辦人，不疑有他，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於八十九年一月十四日
，在三笠公司內，由李桂珠將國華人壽公司所簽發充作王煮、
高程飛、高瑩萱保險金之如原判決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支票交付
上訴人收受，上訴人隨將該支票三紙交付邱秀英處理。（三）邱
秀英竟基於同前偽造文書、詐欺取財之概括犯意聯絡，另利用不
知情成年人偽刻「高程飛」、「高瑩萱」印章，隨即在三笠公司
內，盜用邱秀英之前置放三笠公司之其他「王煮」印章（印鑑
以外之另一印章），於如原判決附表所示三張支票背面「委託取
款背書」欄內「委託人簽章處」盜用「王煮」印章及蓋用偽刻
之「高程飛」、「高瑩萱」印章，而偽造「高程飛」、「高瑩萱
」印文，表示該「王煮」、「高程飛」、「高瑩萱」委託人將
票面金額委託「受託領款人」三笠公司代為取款之「委任取款背
書」之私文書，並在支票背面盜用「王煮」印章、偽造「高程
飛」、「高瑩萱」之印文以為領款人，表示領取票款之證明，並
於偽造完成後，八十九年一月十七日同時持之行使，使華南商業
銀行北桃園分行承辦人不疑有他，陷於錯誤而同意以三笠公司之
帳號000000000000號取款，上訴人因而詐得原應屬
於王煮、高程飛、高瑩萱所有之團體保險給付共一百零五萬六
千四百六十二元（三人原各可領取三十五萬二千一百五十四元）
，並足生損害於該三人及前揭銀行。嗣因王煮於九十年二月間
，接獲國華人壽公司寄發之八十九年度扣繳憑單，始查知等情。
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論上訴人以共同連續行使偽造
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他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如原判
決附表所示之印章、印文均宣告沒收之，固非無見。
惟查：（一）有罪判決書記載之事實，為適用法令之依據，應將
法院依職權認定與犯罪構成要件有關之事項，詳記於事實，然後
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使事實及理由兩相一致，
方為合法。若事實未有此記載，而理由加以說明，為理由失其依
據；如事實有此記載，理由未予說明，則為理由不備。原判決理
由內說明：授權書上之「授權事項」欄，是一般常見因車禍和解
而為之例稿格式，……，僅有「王煮」及「高程飛」、「高瑩
萱」之印文，是以本件授權書是否真正，殊有疑義。又本件授權
書上之「王煮」印文，核與和解書上之「王煮」之印文及理
賠申請書上之「王煮」印文相符，……「王煮」之印章即留
置公司，是以本件授權書應係邱秀英所盜用王煮之印章所為。
至於本件授權書上「高程飛」、「高瑩萱」之印章，其字型雖與
告訴人交付之「高程飛」、「高瑩萱」印鑑相同，惟以肉眼比對
即可明顯發現，本授權書上之「高程飛」、「高瑩萱」之印文比
「高程飛」、「高瑩萱」之印鑑還要小，……顯係邱秀英利用不
知情之刻印者所偽造至明。……故該授權書與支票背面上「高程
飛」、「高瑩萱」之印文，是在「同一階段所偽造」，應可認定
等語（見原判決第二十六、二十七頁，理由一之《四》之４之〈
３〉之、、）。如果無訛，似認授權書上「高程飛」、「
高瑩萱」之印文係偽造，且授權書並非真正。然原判決事實並未
認定授權書及其上關於「高程飛」、「高瑩萱」之印文均係偽造
，其理由之說明即失其依據。（二）科刑之判決書其所載之事實
及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否則即屬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原判決事實記載：上訴人雖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即
將和解金二百六十五萬元全額給付予王煮，並將其「王煮」
之印鑑返還之；……邱秀英遂於八十九年一月十日，利用王煮
不清楚領取保險金相關手續之機會，向其諉稱勞保死亡給付及強
制保險仍有後續手續待辦，而取得「王煮」、「高程飛」、「
高瑩萱」之印鑑各等情（見原判決第三頁第四至九行、第四頁第
五至八行）。如果不虛，係認上訴人已於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將王煮之印鑑交還予王煮，嗣於八十九年一月十日再取回
該枚印鑑章。惟理由內則說明：告訴人王煮於原審調查稱：「
我的印章一直都放在三笠公司邱秀英那邊」，……，是以有人盜
用「王煮」、「高程飛」、「高瑩萱」之印章至明等語（見原
判決第十七頁第二、三、七、八行，原審卷第一七二頁），並引
用王煮上開陳述，為盜用「王煮」印章之證據之一，其事實
之認定及理由之說明即不相一致，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三）科刑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與其所採用之證據不相適合，
或其認定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均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原
判決事實記載：邱秀英遂於八十九年一月十日，利用王煮不清
楚領取保險金相關手續之機會，向其諉稱勞保死亡給付及強制保
險仍有後續手續待辦，而取得「王煮」、「高程飛」、「高瑩
萱」之印鑑後，……．於高程飛、高瑩萱名義之「理賠給付申請
書」二紙上（即第二、三份申請書），同時盜用「高程飛」、「
高瑩萱」印鑑各二次等情（見原判決第四頁第五至十三行）。如
果屬實，似認在高程飛、高瑩萱名義之第二、三份「理賠給付申
請書」上，盜蓋「高程飛」、「高瑩萱」之印鑑「各二次」。但
依卷附之國華人壽公司理賠給付申請書二紙上受益人欄內蓋有「
高程飛」、「高瑩萱」之印文「各三枚」（見九十年度他字第六
五五號卷第七、八頁），則其所認定之事實，與卷證資料不符，
即有證據上理由矛盾之違誤。（四）按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
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第一）審
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就該案件自為判決，刑事訴訟法第三百
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甚明。本件檢察官及被告對第一審之判
決均表示不服而提起上訴，原審既認檢察官之上訴有理由，而被
告之上訴雖無理由，惟原判決另有違法情形，因予撤銷改判，則
其主文僅記載「原判決撤銷」即可，無庸就上訴無理由之一造另
為「上訴駁回」之諭知。原判決於理由內說明：上訴人上訴意旨
否認有偽造文書等犯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至於檢察官依告訴人之請求而上訴，其上訴意旨以上訴人偽
造文書詐領保險金，事後猶飾詞狡辯，且迄仍未將保險金返還告
訴人，惡性非輕，斷無僅判處有期徒刑七月之理，而指摘原判決
不當，為有理由，且原判決另有前揭之瑕疵亦無可維持，自應撤
銷改判等語（見原判決第三十四頁第一至五行），而於主文第三
項另行諭知「被告之上訴駁回」，揆諸首揭說明，難謂無違誤。
（五）刑事告訴雖得委任代理人行之，所委任之人，亦不問其係
屬律師與否，惟如律師代行告訴，其法定職權仍與民事代理人、
刑事辯護人有別，而不得僭越。又告訴人得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
到場陳述意見。但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前項委任應
提出委任書狀於法院，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第二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文係於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通過
，依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二規定，自公布日施行。本件告
訴人王煮自提起告訴迄至原審辯論終結前，並未委任告訴代理
人，而僅就本案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委任袁健峰、陽文瑜
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見九十一年度附民字第二０五號卷第五頁﹚
。則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代理人能否謂並任刑事之告訴代理人，
而兼具有刑事訴訟告訴代理人之職權，非無疑義。且該條文自九
十二年一月十四日施行後，原審自應命告訴人補正委任狀，受委
任之律師始得擔任告訴代理人，而合法行使其權限。然原審自九
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後之四次調查程序、同年五月十五日之審判程
序，皆未命告訴人補正程序，即令陽文瑜律師以告訴人代理人身
分到庭陳述意見，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尚有違誤。以上或為上
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應認原判決有撤
銷發回之原因。又原判決理由說明：至於第二份申請書與第三份
申請書是同時完成，二者僅係完成申請之二個舉動，應合為包括
的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是以上訴人與邱秀英二人就「第
一份申請書」與「第二份申請書」係接續共同偽造私文書罪，僅
論以一罪等由，其中所謂「第一份申請書」似係「第三份申請書
」之誤（見原判決第二十九頁倒數第六行）；又說明：上訴人前
揭(一)之行使偽造私文書以詐欺取財及(二)之行使偽造私文書以詐欺
取財之犯行，時間緊接，所犯構成要件復相同，各顯係基於概括
犯意反覆為之，為連續犯等語，其(二)部分，亦似係(三)之誤（見原
判決第三十二頁倒數第四行）。案經發回，更審判決時宜併注意
及之。至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與前開發回部分有裁判上
一罪關係，依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應併予發回，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四百零一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一 月 二十五 日
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林 增 福
法官 邵 燕 玲
法官 張 清 埤
法官 陳 世 雄
法官 陳 朱 貴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五 年 二 月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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