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富多重人格 靈魂會出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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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佳富多重人格靈魂會出竅稍後再讀
2013年08月24日 04:10 中國時報廖素慧／嘉市報導

鹽漬人頭案23日開庭，勘驗今年3月13日陳佳富變裝行跡的畫面，
陳嫌否認影中人是他，
法官嗆「你不認識自己嗎？你家大樓住一個跟你一樣的人嗎？」

精神科醫師當庭鑑定陳嫌疑患「精神解離」，會靈魂出竅，有多重人格，法官不排除再送鑑定。
因上次開庭陳嫌全程昏睡、流口水、吐白沫癱坐椅子上，還押後馬上清醒，10分鐘吃完便當，
承辦檢察官稱「他演技一流」。

昨天第2次開庭，2名消防救護員、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周士雍到場。
開庭重點是勘驗3月13日凌晨4時30至晚上8時30，
陳嫌從三重住家、太原路3段、台北車站等處的行蹤、變裝的監視錄影畫面的證據力，
陳嫌行使緘默權，多以點頭、搖頭、「嗯」表示對畫面影像沒意見，
不時嘟嘴、低頭、雙手不停扭轉身上穿的長褲、拉衣領起來遮住半個頭，始終動個不停。

當法官再三詢問「13段畫面環環相扣起來，畫面裡的愛穿夾腳拖、騎機車、變裝、提黑色垃圾袋、丟垃圾袋的人不是你嗎？」
陳嫌否認到底，法官忍不住激動拉高聲音問
「明明就是你，說畫面裡不是你，擺明說謊，你連自己都不認識嗎？
你家那棟大樓有住跟你一樣的人嗎？黑色垃圾袋是流行的LV包嗎？好多人提著滿街走。」

在場人包括旁聽的承辦檢察官都莞爾。
醫師周士雍於本月兩次到看守所對陳面談、做量表測驗，評估他2次開庭的精神狀態。
周表示，陳的狀況罕見，上次開庭應是精神疾病的「解離」，
似靈魂出竅，人在現場，但意識不在，似睡非睡，對開庭過程失憶。

周士雍表示，陳以「解離」來應對大壓力，陳看錄影畫面毫不猶豫否認自己是畫面中人，
疑似「解離到極致」的現象，醫學上稱「多重人格」，不排除陳小時候是受虐兒。

公訴檢察官江金星對周的假設性精神鑑定說法，十分不以為然，
畢竟檢方依據嘉義榮民醫院的精神鑑定，認定陳嫌的精障手冊造假，涉嫌詐領補助，
反對陳嫌再做精神鑑定，但陳嫌的辯護律師廖道成要求再做。

法官裁示，檢方提具450項證據全數列入證據表列清單，合議庭評議後再決定陳是否另送精神鑑定。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24000921-26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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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9-20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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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醃頭案主嫌陳佳富疑似精神「解離」，隨時都想死。（圖／東森新聞）

社會中心／綜合報導

新北市男子陳佳富被控殺害妹妹陳婉婷，意圖詐領保險金，分屍後棄屍，將醃頭丟在嘉義水上鄉一處寺廟的男廁，精神科醫師23日在法庭表示，醃頭案被告陳佳富的「解離量表」得分非常高，他懷疑陳佳富自22歲起就開始出現「解離」現象。

嘉義地方法院23日下午召開醃頭案程序準備庭，並請嘉義長庚醫院精神科醫師周士雍協助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周士雍指出，被告陳佳富除了出現類似靈魂出竅的「解離」現象之外，他拿「解離量表」給陳佳富測驗，陳佳富得分相當高。

「解離量表」有28道題目，一般分數在40分以上，就有「解離」現象，而陳佳富得了100多分，得分非常高。陳佳富身上有很多傷痕、心臟部位有3個刺傷疤痕、雙手腕也有刀割的傷痕，這些自殘現象，會出現在精神分裂症、邊緣性人格身上。

周士雍說，陳佳富活得非常痛苦，隨時想死掉，他是一個膽小、懦弱、仔細、小心、焦慮，有點強迫性格的人，這導因於他小時候是一個受虐兒，且父母親都有憂鬱情形。為了發展出一種活著的方式來保護自己，他大膽假設陳佳富自22歲起就開始出現「解離」現象，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陳佳富22歲以後，自我傷害的行為減少，但仍有刀片等物來傷害自己。

「解離」小檔案

根據維基百科顯示，「解離」一詞為解離性人格疾患的簡稱，又稱為人格分裂、多重人格，是心理疾病的一種。較早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版本將其命名為多重人格障礙（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後來更名為解離性身份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多重人格即具有超過一個人格存在（若只有兩個則稱為「雙重人格」），就有如「在一個身體裏住著好幾個靈魂」。

原文網址: 醃頭案主嫌陳佳富「解離」？　周士雍：陳隨時都想死 | ETtoday社會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0824/261106.htm#ixzz3DoE1Q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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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4-12-18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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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新聞記者曾鈴媛、林育泉、SNG／台北報導
10年前陳昆明殺死一對國小姊妹，出獄後又殺一位林姓少婦，法院一、二審都判他死刑，但上訴到最高法院，召開生死辯論庭後，今天（21日）判決結果出爐。法官認為，陳昆明的醫院鑑定報告，指他患有精神分裂症，受國際公約保護，不得判處死刑，但仍有爭議的地方在於，台大精神鑑定報告指鑑定陳昆明行為時，在受審判期間的精神鑑定也得再調查，因此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戴著口罩、眼鏡，低著頭走，他是林姓少婦的先生，面對殺死太太的兇手終於上訴到最高法院，他一心希望能判死刑，在法庭上，他站在面對審判官右側，不過結果讓他大所失望。
審判長黃正興表示，「原判決關於殺人部分撤銷，(陳昆明)患有幻想型精神分裂症，經過台大等七家醫院鑑定屬實。」10月7日，最高法院的生死辯論庭上坐在最後面，陳昆明的律師翁國彥就引述國際公約對於精神病患成為死刑犯之間的關聯性，作為辯論攻防重點，這次最高法院法官舉出撤銷死刑發回更審的七大理由，重點都在於依照七大醫院的精神鑑定，認為陳昆明的精神疾病受國際公約保護，不得判處死刑。
但有疑義的地方在於，精神鑑定只給陳昆明犯案行為時，在受審期間精神狀況也得調查。陳昆明和被害人素昧平生，法官認為犯案動機無關情、仇、財，而且法官也認為陳昆明媽媽提出100萬元賠償有彌補之意。
但聽在林姓少婦的先生耳裡，實在難以接受。林姓少婦的先生說，「我怎麼可能跟他和解？他已經是累犯了，我們國家社會法律都給他機會過了。」、「我們的人權在哪裡？誰給我人權？」
陳昆明的另一名委任律師高涌誠則說，「最高法院能夠落實兩公約對人權保障的一個意旨。」陳昆明在7年內殺害一對國小姊妹和一位林姓檳榔西施，儘管上訴到最高法院，仍被駁回死刑判決，林姓少婦的先生落寞地離開會場，這結果對他恐怕又是再一次的傷害。

原文網址: 陳昆明殺3婦孺　辯心魔逃死刑　被害人夫：我的人權呢？ | ETtoday社會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21/284688.htm#ixzz3MFDwd0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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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魔殺手」更一審逃一死

【聯合晚報╱記者董介白／台北報導】 2014.12.18 03:13 pm

被稱為「心魔殺手」的新北市男子陳昆明，10年前，在板橋犯下女童雙屍命案，陳到案後供稱，是因為心中有惡魔在慫恿他犯案，以精神病脫罪獲得減刑；陳出獄後，再以應徵檳榔西施為幌子，將婦人活活打死，一、二審都被判死刑，不過，全案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台灣高等法院上午更一審首度將他改判無期徒刑，讓陳逃過一死。

本案令人關注之處，在於有人質疑陳昆明利用精神障礙進行脫罪，去年，最高法院生命辯論後，最高法院以7大理由，認為原審的死刑判決有違誤，因此發回高院更審; 最高的合議庭採信台大等7家醫院的鑑定報告，認為陳昆明患有妄想性精神分裂症，因此審酌原審量刑時，未考量兩公約立法意旨，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執行死刑的規定，將全案發回更審。

高院更一審上午宣判，合議庭撤銷陳昆明的死刑判決，改判他無期徒刑，讓陳逃過了死刑，更一審認為，經審酌兩公約對死刑謹慎的精神，再加上經過精神鑑定後，認為陳昆明確有精神問題，不應該判處死刑，最後才會改判處無期徒刑。全案還可以再上訴。

http://udn.com/NEWS/SOCIETY/SOC1/9137757.shtml

【紀錄】最高法院言詞辯論觀察報告──陳昆明案◎郭皓仁
2013年12月12日
郭皓仁/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延伸閱讀：【紀錄】最高法院言詞辯論觀察報告──陳昆明案◎林俊儒
陳昆明殺人案，在歷經高院的二審判決後(判處死刑，101上重訴25)，10月21號由最高法院撤銷原判，並發回更審。按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第三審不但為法律審，且僅於法官認為有必要時，才依職權開啟言詞辯論庭，然依筆者實際觀察之結果，若將此一「必要」，對比於本案於言詞辯論庭上真正進行的「辯論內容」，實難以認同我國近年司改所確立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言詞辯論程序，已有顯著成效。此外，在言詞辯論庭中，有許多重要的論點並未在判決內有一席之地，有幸聆聽到許多深入而警世的論述，希望能盡力以客觀的角度，將之記錄下來。
由於言詞辯論的內容，已有同校的林俊儒同學做了深入簡出的介紹，在此除了對陳坤明案言詞辯論庭的現場觀察外，並參考二審與三審之判決內容，一併討論，茲將若干心得與疑問，分述如下 : 。
一、被告在場權之部分
聽審權是被告均應享有之權利，在場權則是保障被告聽審權、充實被告防禦權、並避免突襲性裁判之重要權能，而到場義務，更是確保審判係依正當法律程序進行之前提，我國刑訴法第281條第一項亦明訂 : 「審判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審判。」
但本次召開之言詞辯論庭，既然是法院認為「有召開言詞審理之必要」，但在審理的當天，卻又「漏未(忘記?)提被告到場參與言詞辯論」，對比最高法院認為二審判決中有許多未調查完足、審酌詳細之處而發回，難以理解其邏輯何在。
可能之解釋，似最高院以同法第389條[1] 或392條之規定(律師充任代理人與一造辯論)作為第281條之特別規定，但筆者認為，以規範目的觀之，既召開言詞審理，除有被告客觀上不能到庭之情形，仍應盡量使被告能到庭參與審判，才能實踐正當法律程序的原則、也使言詞辯論庭的功用發揮到最大；而在本案的審判上，最高法院在言詞辯論的最後，都還在問檢察官「被告之犯案動機為何?」，則又有什麼理由不傳被告到場、以獲得直接印象與陳述?不論是否無心忽略，徒以法律審之言詞辯論須以律師行之[2]或其他理由，在未給予被告權利保障也未說明的狀況下，即漠視被告的聽審權與在場權，難謂沒有程序上之瑕疵[3]。進而，筆者大膽假設，即使辯護人認為被告在場之權利應受保障，也可能因為擔憂法官會覺得困擾而產生不利之心證，而不敢貿然聲請改期。
二、兩公約適用之部分
本案中被告的精神疾患狀況、與犯案事實的關聯性、相關鑑定之證明力、以及我國自簽署兩公約後得否對患有精神障礙之人科處死刑之規定等，莫不對本案被告被宣判死刑的結果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證據與法律適用。第三審原則上僅應以第二審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所以這次言詞辯論的主要內容，也限於兩公約之適用、以及刑法19條與57條的適用與區別，以下就各重點分別說明 :
(一) 言詞辯論中，兩公約規定與適用上的爭議
「在兩公約之適用下，能否對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告判處死刑」，此一問題堪稱本案在三審的最大爭議點[4]，循序概述如下 :
(1)由辯方開始，首先提出第一個論點 : 1984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批准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第三條，明確規範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科處死刑。
對於這款規定，檢察官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個「相當有創意」的解釋，即認為該條前段指的是不能『處以』死刑，該條後段包括精障患者的敘述，說的則是不能『執行』死刑，因此仍可判處死刑，判決並不違背法令。
辯護人旋即念出該條原文，指出原文的意思，應將前後一併解釋，檢察官的解釋乃翻譯錯誤。
(2)辯護人進一步指出，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2005亦做出決議，要求所有仍維持死刑之國家，不能對任何精神或智能障礙者判處或執行死刑；而另一份對台灣落實國際人權公約的審查報告更指出，台灣在廢除死刑之前，應嚴格遵守相關程序與保護措施，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不得被判處及執行死刑。
此二規定，明確涵蓋「判處」及「執行」。
對此，檢方則認為，依照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 「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認為本案已經是情節最重大之罪，可判處死刑無疑。
(3)辯護人進而提出補充說明，有相當多的各國案例可以證明，即前述人權事務事務委員會，認為並非情節最重大者，就一定可以毫無疑慮地判處死刑，且該會多年來不斷對這些案件提出糾正或審查報告。
辯論至此，檢方僅淡然表示 : 「沒有意見，請法官依法判決。」原本應該是本案最大的辯論要點，就此草草結束。
(二) 法院的認定
最高法院在判決裡，先明確認可兩公約之效力，除了對於前述(1)之爭議採檢察官的”不可執行”翻譯版本外，對於其他兩點均有肯認，並認為這三點是前審應審酌、卻所漏未審酌的部分，構成發回之原因。
然而，最高法院之觀點，其實認為精神障礙者”仍有判處死刑之可能”，而非純然站在若對精神障礙之人處以死刑，將會與罪責法理有所違背，故不應該剝奪其生命的立場[5]。換句話說，單就精神障礙者罪責減免的法律層面而論，即使肯定上開兩公約以及相關決議、審查報告明確有效，在最高法院的解釋上，亦僅僅是量刑上一個不能不審酌的要素而已。
假設前審判決中，已經就被告精神疾患之部分「有所審酌」，但依然得出「惡貫滿盈、無法教化」的結論而為死刑判決，則依最高法院的態度，很有可能仍然屬於法院自由心證之範圍，而非判決違背法令。簡言之，最高法院認為前審違背法令之處，在於應審酌而未審酌，而非不能判死而判死。
(三)短評
筆者認為，在檢方「可以判死，不能執行」的邏輯背後，隱含著一種「非置之於死地不可」的基本態度: 不說明依精神障礙者所為之犯罪依罪責理論為何仍可以完全不減輕刑罰的理由、忽略一切兩公約明確表示不應科處死刑的部分，在未討論前述例外可判處死刑之規定，與其他特別、甚至是個別決議之適用關聯的情況下，僅僅單獨對「情節重大仍可判死」與「只有不能執行」做解讀。
檢方不願深究一個持有中度精障手冊、長期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人，為什麼只有在犯罪時候會跟一個心智正常的人「完全一樣」，言下之意，莫非精神障礙，只被檢方當成「一時不能執行死刑的障礙事由」? 比照我國政府近來之作為 [6]，在缺乏制度保障與救濟可能的情況下，難道是趕緊判死押起來，再等待下一個「天賜良機」?
而判決部分，筆者則認為最高法院是「持保守觀望的態度，不敢越『民意的雷池』一步」。首先，「非情節最重大者不可判死」應該可以看做是ICCPR對所有未廢死締約國的「原則性的(限縮)規定」(對象是所有犯罪人)，(還不得牴觸本公約之規定)，然而人權事務委員會2005年的進一步決議，卻是把適用的對象限定在精神或智能障礙者，進一步明確地要求不能判處與執行死刑；且另一份審查報告，更是對我國落實人權公約的「個別審查」(至此，範圍已縮小到「台灣地區的精神或智能障礙者」)。
因此，似乎可以認為ICCPR第六條僅是原則規定，而2005年的決議內容則有特別規定的地位，參照前面提到的審查報告，則此一結論更為明顯可能，若不如此解讀，適用上恐有矛盾。可惜的是，最高法院既然都已確認這些規定與決議有效、，也要求高等法院加以審酌，卻未進一步解釋如何適用，這種「遙指東方，笑而不答」的方式，僅僅產生訴訟程序上的形式要求，而對於「兩公約適用下精神障礙者可否判死」的法律爭議，筆者竊以為，實際上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其次，退步言之，縱然可以省略其他決議、只憑ICCPR第六條在情節最重大時科處死刑，但是如果用較積極的態度研求個案中，精神障礙者的法敵對意識與為他行為可能性，並非沒有推導出「精神障礙者或許自始就不該當『情節最重大』犯罪」之結論的可能。最高法院在判決中，對於國際公約、人權組織之所以制定、決議相關內容的原因其實已有推論 : 「…尤以心理或智能障礙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故聯合國在上開決議中將心智障礙者與未成年人等同視之…」，卻未能以之對「情節最重大」做解釋，亦沒有詳細說明精神障礙者與一般人相比，在罪責判斷上有什麼本質上的差異；或在理解充足時，是否就沒有其他減免罪責的標準與要素(就陳員來說，其實更是這種狀況)；甚至單就這個「為什麼聯合國要做出上開決議」的揣測，解釋上都難謂詳盡。
三、刑法第19條與第57條適用部分
刑法第19條是依精神狀態(辨識能力、控制能力)來判斷行為人是否「應該對其行為負責任(責任能力)」，是屬於罪責階段可責性的判斷；然而，刑法第57條規定法官在科處刑罰時，應特別注意哪些情況，且概括要求法官「審酌一切情狀」，則是屬於量刑階段、刑罰裁量之判斷。
在言詞辯論中，辯護人明確指出這兩條規定不應混淆判斷，但是前審高等法院在取得鑑定報告(內容是陳員在行為時並未發病)否定刑法第19條規定的適用後，卻立刻認為「不必再將其有精神障礙之事實，列入量刑因素之中」，並沒有依刑法第57條審酌量刑，有邏輯上的錯誤存在。[7]
最高法院在判決中，也明確認可這點、質疑高院在量刑上的審酌不足。筆者認為，此部分是本案除了「兩公約適用下精神障礙者能否判死」以外的另一個重要爭議，因此將辯護人所主張，應該加以審酌的「一切情狀」，從刑法第57條出發，整理如下 : 。
(一)犯後態度與和解
刑法第57條第10款明文規定，法官在科刑時須特別注意「犯罪後之態度」，而在案例中可觀察的，除了行為人於筆錄中、審判中的陳述，通常還有行為人是否向被害者家屬道歉、賠償被害人或者和解。除了作為犯罪的補償，也經常供法官判斷犯罪者之後回歸社會的可能性，在量刑階段來說，一直都是很重要的考慮(也經常是引發民間非議之處)。
(檢方在言詞辯論庭上，對於這部分僅僅用一句話表達 : 「…而且陳員也沒有跟被害人家屬和解。」，立刻遭到辯護人嚴正的反駁。辯護人表示陳員不但有道歉、有表示後悔、甚至也願意跟對方和解，陳員沒有錢，她媽媽願意把唯一的一棟房子賣掉，湊一百萬來賠償 [8]，事實上不願和解的人是被害者家屬等真正的情況(誇張的是，這點其實早在二審判決內就寫得清清楚楚)。
高院最後在判決中，雖未著墨於和解與否，但也將前審所維持的「矢口否認、不知悔悟」見解，與被害人在偵查筆錄 [9]對被害人與社會的道歉相比較，認為二審維持的一審見解，並不適當。[10]
(二)教化可能與再犯可能
教化可能代表犯罪人在接受刑罰後，是否能「再社會化」、回歸正常社會生活；再犯可能則意味著犯罪人在處罰後，對社會是否仍有危險性 [11]。辯護人提出了相當有力的兩個論點，一是雖然精神疾病難以完全治癒，但有醫學意見認為，陳員如果可以持續、按時服用藥物，則病情可以穩定控制、使之跟正常人一樣生活。二是死刑的減輕為無期徒刑，按照我國規定，最快也要25年才能假釋，假如減輕為無期徒刑，則參照第一點的醫療效果，陳員在25年後對社會的危險性有多少 ? 若可能已經沒有危險性，則何必以死刑將他與社會永久隔離 ? 又假如檢方認為假釋仍有危險，當然可以選擇不假釋，則危險性何在?
然而很可惜的，雖然「教化可能」與「再犯可能」本來就是相當重要的量刑因素，辯護人提出的兩點看法也均有論據，但法院最後並未在判決中有所論述 (而檢方在辯論中不置一詞) 。
筆者推測其原因，是如果採納了辯護人的意見，則在事實認定部份，將會產生一大矛盾─因為前審採信的鑑定結果，認為「陳員犯案並非受精神疾病影響」，既然最高法院並未質疑「精神疾患與犯罪行為沒有因果關係」的證據與結論，且整份判決幾乎都是以量刑上沒有好好審酌而發回，又怎麼能夠更積極地去論述「被告陳昆明所患有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可能會造成的社會危險性」?
換句話說，「行為人的精神疾病是否可受控制，可受控制的話是否會大幅降低其社會危險性」，應該根本就不在最高法院的考量範圍內。然而，若單純從「被告的行為完全出自於自由意志」的立場(即一、二審的看法)來看，最高法院指出前審量刑上的嚴重瑕疵 (道歉、犯後態度部分)，雖然與辯護人提出的觀點錯身而過，但與前審相比，在「教化可能」與「再犯可能」的觀察上，似採取相反的看法 (即認為證據不足以判斷完全沒有教化可能) 。
(三)生活狀況
刑法第57條第4款明定須審酌「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且家庭中成長環境與生活狀況，對一個人行為的影響非常深遠，依筆者觀察，在本案中，陳昆明的父親中風在床，母親則撿資源回收物資撐起生計，在他小時候，父親對母親偶有家暴的行為。陳昆明的母親認為，他之所以會有精神分裂症，是因為她採放任管教態度、而陳父則嚴厲管教，導致他無所適從。甚至覺得陳員會有今天都是她不好，因為她要做資源回收又要照顧中風的陳父，沒辦法按時盯陳昆明吃藥，才會釀成悲劇。
如同前一點所述，在法院真正開始探求「陳員的精神狀況對其行為可能造成那些影響」之前(現在是連初步的質疑都沒有)，應該最多只會在量刑審酌上做一點點「家庭與成長環境並不好」的考量。
(四)社會責任與「制度殺人」
從檢方認為陳昆明「甫出獄又犯」，因此需要判死以免再度造成危險，然而律師除了提出前述(二)的論據外，更進一步提起令人深思的重要因素 :
(1)「制度殺人」
辯護人主張，在前案的監護處分後，國軍北投醫院與高檢署並沒有檢查出陳員仍然因精神障礙兒有危險性，就把陳員重新放入一般社會生活，回到社會後又因為陳母沒辦法照顧陳員、盯他吃藥，因此在結果上陳員在後案所展現出的社會危險性，前述機關有其不可推卸的制度責任(本來是很有機會阻止悲劇發生的)，辯護人認為這其實是一個(「制度殺人」(的結果。
(2)社會防衛機制
辯護人進一步主張，原審基於一種幾乎不考慮任何對陳員有利因素的態度，完全沒有量刑直接判死，其實對整個社會來說，不啻於是最簡單的逃避手段，並且對於社會防衛機制的健全，可說是完全沒有幫助。
(3)社會責任
最後律師提到了一點，筆者認為是這次言詞辯論庭中，最發人深省的部分 : 大意是說今天加害人很明顯就是一個「有瑕疵」的人，那我們這個社會，對於一個有瑕疵的人，是要去盡量修補這個瑕疵、還是去把這些有瑕疵的人都抹去消除 ? 尤其當我們的社會，對於這些弱勢的、有瑕疵的且處於社會邊緣的人，是先放任被害人被社會孤立、社會化不完全，再對本來可以控制的狀況輕忽大意不關心。那麼就最後的結果來說，不正是這整個社會對法益危險的漠視，害了被害人與加害人? 因此站在社會的角度，毫無疑問有這一份重大的責任存在、不能100%歸責給被告；而在本案的狀況，更是藉由前述「制度未控管危險」的事實，更加地被凸顯出來。
(五)犯案動機
在言詞辯論的最後，審判長在兩造都沒意見之後，詢問了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 「請問檢察官認為，被告的犯罪動機為何?」檢察官回答 :「應該是恣意殺人。」這個原本不該出現在三審的最高法院的重要犯罪事實認定問題，不但指出檢方與前審邏輯上可能存在的重大矛盾，對照我國刑訴法學界希望把事實審重心移到一審、二審改為法律審的理想，不免有「路途尚遠」的感嘆。
筆者認為，審判長最後拋出的問題，對本案的審判過程而言，有兩種意義：/FONT>
一，完全凸顯出前審在事實認定上的偏頗，「只見其惡，不見其善」，對於對被告有利的自白認為有疑問不採信，但又沒有進一步詳細調查；而針對被告的故意、罪責、動機，卻又可以「快狠準」地認定。
二、檢方與前審，基本上都是以「被告犯案行為與精神疾病應該沒有關係」的鑑定報告為核心重點，一路披荊斬棘得出可以判死的結論，然而，對於被告的行為，卻認為完全不受精神分裂症的影響，認為他像個普通人一樣完全可以依自由意志做選擇；但談到被告為什麼有這行為、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前審謂 :「殺人者起意殺人之際，其思維模式未必符合常情，殺人未必事出有因」，檢察官則說 :「殺人者的思維與一般人不同，應該是恣意殺人」。則結論豈不變成「有精神障礙的陳昆明，基於與一般人不同的思維模式、而在跟一般人完全一樣的清醒狀態下，實行殺人行為」?
四、其他觀察
(一) 觀察「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將近兩小時的言詞辯論庭，檢察官對於辯護人提出的論點，有一半根本不置一詞。剩下的一半，也多是一兩句帶過 (而且在被反駁後旋即住口不語)，在一個可能將會奪取另一條人命的審判裡，連「一定還有危險性」等重要理由都不加以解釋。按我國推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理由，很大一部分在於「避免檢察官與法官接力的情況發生」，不希望檢方在言詞辯論時不斷重複「如起訴書載」之類的話語，使得法官不得不成為實際上與當事人對立的一方、而無從為公平公正的審判。
然而，這次言詞辯論庭上，檢察官無疑是漠視了這份司法改革的美意，那句「沒有問題，請法官依法判決」不知道說了多少次，每一個論點都被嚴正的反駁卻也不補充解釋，筆者認為，比起「言詞辯論」應有的、雙方主張交鋒的場景，更神似於辯護人一方的「單口相聲」。
(二) 觀察檢察官的「客觀性義務」
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檢察官「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是為「客觀性義務」的明文規定，不但是刑事訴訟發現實體真實目的的表現，更是為了平衡國家與被告實力差距的措施。然而，如同本文所述，檢察官在許多與本案刑責有重大關係的地方，如動機 [12]、犯後態度、和解、適用兩公約之決議等處，明明對被告有利的事項均明顯可見，卻絲毫不見檢察官有想要提起的意思，都得依賴辯護人一一反駁才致清楚。完全表現出，在我國實務上檢察官應盡客觀性義務的實踐困境。
(三) 觀察言詞辯論內容的脈絡
本案在最高法院的最大爭執點，是在兩公約適用下「是否可以」對一個精神障礙者判死刑，其次則是在刑法57條的量刑層面，「是否需要」剝奪其生命以達成刑罰之目的。然而，影響整個脈絡的最大問題，卻也是沒有辦法在三審解決的事實認定問題─陳員的精神疾病，是否對於其行為有影響? 站在類似檢方或前審的立場、認為並沒有影響其自由意志的話，最多只能接受量刑減輕、或者一時不能執行的主張；但若是站在陳員的殺人行為，不能排除精神疾患影響的觀點，則可以主張的就不限於依犯後態度量刑的層面了，而是能從犯罪行為的本質面開始，逐步探求陳員「為他行為可能性」、社會危險性的評估、可行的處置方式、制度責任與社會責任、甚至其成長環境等因素。換句話說，若能肯定精神疾病的影響，「他的精神疾病是可以控制的」與「精神疾病使其不能依照自己自由意志行動 [13]」這兩點就能分別在量刑與罪責的層次，很大程度地影響判決結果。
更大膽地說，本案在事實判斷上還有其他也相當重要的爭點，除了前述提及的動機，另一個更關鍵的事實是「被告究竟是基於傷人動機致死」還是基於「殺人動機致死」，兩者完全不同。
由於一審、二審都採不認為有影響的看法，第三審在事實認定受限的情況下，對於辯護人提出許多可以控制其精神疾病、或者社會與制度對陳員精神疾病的失控有責任等論點，都無法讓最高法院採納為發回的理由 [14]。
最後，在最高法院的判決中，其實卻又存在一個難以忽視的「亮點」 : 最高法院對於兩公約規定精神障礙者不得科處死刑的解釋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也就是說，行為人的罪責減輕要素應該是「會長期、經常性地影響行為人的心理狀態(認知與意欲)」，所以才會「實際上與未成年人一樣」(罪責年齡與心智成熟度的連結)，而與單純「一時衝動」、「一時情緒難以控制」的犯罪類型有所區別(若考量精神障礙者的成長與受教育之過程與一般人的差異，則這個區別更為明顯)。
然而，回頭檢視二審判死刑的最大理由，不就是不管陳員長期的精神病史直接認定在犯案的時候「陳員與一般人沒有兩樣」嗎? 前者與後者的思維邏輯，完全不同，若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釋，則前審僅僅參考一份針對行為當下的鑑定報告(且筆者認為相當有問題)，而未評估長期而經常性的影響，就完全排除精神疾病與行為的關係，把一個精神障礙者當一個正常人來處罰 [15]，最高法院又怎麼沒有對這個瑕疵加以闡述 ? ，
五、總結與感想
兩公約並未真的具有國內法之效力
如果兩公約真的具有等同國內法效力的話，則負責審查法律適用的最高法院，豈能在其效力衝突之處臨陣退縮(最重大情形可判死vs精神障礙者不能判死)，只以模糊的說詞要高等法院「審酌」，卻不解釋「該如何審酌、如何適用」? 可見最高法院在兩公約的適用上，仍停留在「須審酌」的階段，而非「依法判決」。現下高院對於檢方與辯方提出的規定與決議，是否有原則規定與特別規定之關係等爭議避而不談，之後更審時，高等法院要如何審酌這「號稱已有國內法效力而與國際人權規範接軌的兩公約」?恐怕也只能瞎子摸象了吧 !
難以令人信服的事實認定
爭執是否可以判死，對於陳員而言已是不得已的後話，其實是在已經確認不法構成要件都成立後，才進一步討論的罪責層次，然而，對於陳員案發時的心理狀態都輕易認定的高院判決，要如何慎重地檢視「對該心理狀態所為的規範上之非難評價」、做出適當的罪責判斷?
本案中關鍵的事實有二，一是陳員的動機、對行為的認知與故意仍無法完全確定；二，陳員的行為是否有受精神疾患影響。對於前者，高院以「一般人都知道攻擊頭部會致死」來否定陳員說「拿棍子是打、拿刀子才是殺」的說詞，並非毫無疑問 (對於一個中度精障者，以一般人角度「推定」是否正確? ) ；而關於後者，最關鍵的那份精神鑑定報告，證據力其實值得懷疑。案發時並沒有監視錄影器、也沒有人證，唯一可見的只有被害人遭害的情狀與動作推測，則可以100%完美地重現「過去特定時間點，陳員並不受精神疾患影響，可以依其自由意志行動」的鑑定結果(或者說，在前審法官眼裡的鑑定結果)，筆者個人認為，完全是一份「如同神一般的鑑定」。高等法院不進一步檢視該份鑑定中，像是「依據現有資料」是那些資料、能肯定與能否定的依據與程度、為何前次犯案有影響這次則完全沒有等情況之粗糙態度，不但也表現在其他的事實認定上 [16]，對比幾個重大案件中法官對待鑑定報告的「精明態度」[17] ，落差之大，令人乍舌。且該如何說服社會大眾，「領有中度精神障礙手冊、長期為精神病患所苦的陳員，偏偏只有在犯案的時候神智最清醒而與一般人完全相同」之結論，符合一般人的經驗法則 ?
媒體主導的全民誤審
言詞辯論後、審判後，筆者查遍網路上所有可見的新聞內容，這些報導，不但多與審判中被證明的事實不盡相符、甚至沒有幾則是中立而無偏頗的 [18] ─對於我這個小小的法律系學生而言，這個結果相當震撼。這些網路報導下方，不斷有網友秉持「公平與正義」的想法，瘋狂地責罵陳員、要求法院盡速判死。
我想起當天開庭之前，座位右方坐了一位金髮美女，與一位用英文向他解釋這案件的研究生，有一位記者(會知道是因為在法警宣布開庭請媒體出去時他馬上就出去了)立刻上前詢問他們的身分，或許是個題材吧，看得出這位記者很感興趣。我不知道，這位記者是否也寫了一篇關於這個案件的報導，如果有，我想我真的對報導這些審判與案件的台灣媒體，感到非常可怖以及失望─在這個如此依賴新聞的現代，人們讓這些媒體當社會的眼睛，然後以「自由意志」支持法院殺人的過程中，我們的思考，真的都自由嗎?
一顆子彈能能解決什麼問題?
若我們並非採發現真實的態度去看待案件、去面對案件中凸顯出來的社會問題，而僅僅想把這些造成問題的「瑕疵之人」都去除抹煞掉，則真的能改善這社會什麼? 把所有責任都丟給犯罪者一個人，忽略這個案件對整個社會代表的意義，即使把陳員槍斃了，有什麼社會問題真的被解決? 北投國軍醫院、高檢署的假釋審查、甚至各縣市社服機關等社會防衛機制，會因此而更謹慎小心、避免下一個悲劇的釀成嗎 ?
在言詞辯論進行中，聽到做資源回收的陳母願意把房子賣掉湊100萬給對方和解時，突然感覺到眼淚在眼眶裡滾動─難道我們這社會，就沒有欠他們什麼嗎? 對於陳員與陳母、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這些案件的關係人，我們社會是否本來是有辦法做的更好、避免一個精神障礙者失控、作出反社會的行為 ?
這個案件起碼關係到兩條命，豈能不嚴肅看待，一條是被害人的，如果沒有公正的審判，將無法平復被害人的冤屈；一條是被告的，若沒有確信的結論，就急著殺之而後快，對於這條命是否公平? 容許不公平存在的司法是否真的存在正義? 言詞辯論到尾聲、筆者正一邊思考社會應盡到什麼程度的責任時，隔壁旁聽的同學傳來一陣明顯的鼾聲，我急忙將他搖醒，在那一霎那、突然驚覺，再也沒有比這陣鼾聲，更能凸顯社會的冷漠。
[1]即言詞審理之例外，刑訴法第389條第一項。
[2]刑訴法第389條第二項規定:「前項辯論，非以律師充任之代理人或辯護人，不得為之」。
[3]惟最高法院在判決內不置一詞(似本應如此?)，則此瑕疵若不現場旁聽或聽旁聽之人轉述(甚至不知道庭訊筆錄內是否有載)，便無從得知。
[4]筆者認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6條:「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以及概念的確堪為應否以死刑作為國家最重刑罰討論中的一大重點，然而關於「無理」之解讀，在我國目前實務上仍認為是「可以合理剝奪」的現在，其實相較於量刑考慮，並非本案辯論中的主要爭點。
[5]判決書有謂「…除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手段兇殘，罪無可逭，顯然無從教化矯正，否則不得科處死刑。尤以心理或智能障礙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故聯合國在上開決議中將心智障礙者與未成年人等同視之，禁止締約國對其判處或執行死刑。況立法者既未就殺人罪之法定刑，定為唯一死刑，並將無期徒刑列為選科之項目，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審慎斟酌，俾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者或心智障礙者保留一線生機。..」單就此部分的解釋與引用，邏輯上與前審原本應該要有重大的不同，然而最高法院的處理其實僅是模糊帶過，詳後述。
[6]例如近年來的「一夜槍決」、「一日拆屋」。
[7]對此，檢方僅強硬表示 :「適用刑法第57條後也未必不能判死」。
[8]陳員父親中風臥病在床，陳員母親以撿資源回收物資維生。
[9]判決引述的相關筆錄內容為 : (陳員)「對於檢警調查的忙碌與犯罪的痛心，及社會感官，我致上十二萬分的歉意，對於受害者家屬，我除了道歉之外，還是道歉，他們也許希望我死亡…..我對不起自己的父母，我不奢求別人原諒我」等語。
[10]判決有謂 : 「第一審判決認定上訴人自犯後迄今仍矢口否認殺人犯行，未知所悔悟，而就上訴人於偵查時所述上開情事，得否認定已有所悔悟，未置一詞，遽謂上訴人自犯後未有悔悟，即失所據，其死刑之量定是否妥適自無從據以斷定，理由亦嫌欠備。原判決仍予維持，同有違誤。」
[11]學理上，前者偏重「一般預防」的觀點，後者則近於「特別預防的主張」，參考。
[12]最後在判決中，最高法院的確以陳員的敘述包含被害人林女以言語侮辱其母親的部分，質疑高院既然嚴謹地否定每個可能的動機，卻又輕易認定是恣意殺人，難以認同。
[13]由於前審認定的殺人行為又可以再分成兩部分(拖行前、拖行後)，則影響自由意志的時間點在整個犯罪行為中的什麼時候，也是需要深究的問題。
[14]最高法院並沒有提到任何一句，所幸最高法院亦認為無從自為審判而發回，詳見判決書，102年台上字4289號判決。
[15]白話言之，從心智成熟度的角度來看，如果他是個未成年人，就不會在某一天突然變成成年人，又在隔天變回未成年。否則連無責任能力的小孩，豈非也能依一份「沒有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的顯著降低」的鑑定報告而當作成年人來處罰?
[16]像被害人是否有侮辱陳員母親的部分，高院認為應徵者說出這種話不可能並不可採，然而筆者認為，應徵之時居然會聊到面試者的家庭，代表這應徵與一般人認知的應徵場景根本不同。先不論陳員是否又「跟一般人一樣」不會提到陳母做資源回收，被害人平常的品性、言談舉止，與陳員這段敘述的可信度大有關係，豈非應調查、可以調查、卻未調查?
[17]筆者認為具代表性者，如蘇建和案中，由李昌鈺博士所做之鑑定報告，法院的採信鑑定的標準到底在哪?
[18]例如 : (1) 《殺人魔陳昆明判死最高院生死辯…》台視新聞，213/10/7，黃國誠報導，「殺人魔陳昆明把錯，全怪在死者頭上」、「嫌犯辯稱自己有雙重人格」等內容偏頗且與事實不符。(2) 《殺2幼女出獄再殺少婦….》Etoday新聞雲，「案發後企圖以精神病脫罪」、「更一審送鑑定結果證實他沒有精神病…..於2009年7月就服刑完畢出獄」陳昆明患有精神病是確定事實，且並非出獄而是停止監護處分。(3) 《陳昆明殺3婦孺　辯心魔逃死刑…》，東森新聞，曾鈴媛、林育泉報導，除了標題已經預設立場，在「法官認為…. 受國際公約保護，不得判處死刑」的解讀上恐怕有所誤認、「法官認為犯案動機無關情、仇、財」也理解錯誤、「這次最高法院法官舉出撤銷死刑發回更審的七大理由，重點都在於依照七大醫院的精神鑑定，認為陳昆明的精神疾病受國際公約保護，不得判處死刑」筆者甚至懷疑自己與記者觀察的不是同一個判決。 (4) 《「心魔殺手」8年殺3人…》今日新聞網，不應將前案與後案混為一談，出獄後行兇的說明亦不完整。 (5) 《陳昆明殺3命辯有心障今開生死辯》公視新聞網，2013/10/7晚間新聞，「假藉應徵員工」、「他辯稱自己有精神疾病」陳有精神疾病已確認，而『虛偽的應徵計畫』這點，雖然因為高等法院不採信陳員在面試途中才起殺意的說法，而可以理解這種解讀，然而言詞辯論當天既然法院都認為殺人動機部分仍有疑問，媒體還以確信事實的口吻來描述，豈不是未審先判、比法院更清楚事實真相? 再者，據前審判決所載:「堪認本件被告於99年10月19日晚間與被害人林美玉見面相約隔日再來之際即萌生殺人之犯意甚明。」，認定被告萌生殺意是在見到被害人之後才發生之事實，則媒體的描述易使民眾產生完整謀殺計畫的認知與恐懼，豈非與法院認定的事實有悖? (6) 《陳昆明生死辯　拋「我們不是神」躲死刑》壹電視NextTV，10/7，筆者除了無法認同躲死刑的偏頗用詞外(躲避死刑與不應判死刑，天差地遠)，「利用徵人廣告誘騙女子林美玉至新北市租屋處」同上述，目前應為不確定之事實才對，「入監服刑六年出獄後，惡性不改」完全未提到為什麼減至六年、且案發當時還在保護管束中等資訊。 (7) 《心魔殺手陳昆明暫時逃一死》聯合新聞網10/21，雖是少數提及刑法第57條量刑部分未審酌的報導，但「他又以應徵檳榔西施為幌子…」云云，同樣並非在審判上被證明之事實，且前審其實亦未對此有更進一步的調查，媒體貿然定論，有違無罪推定原則。 (8) 《8年奪3人命　兇手二度判死今辯論》TVBS，記者韓上棆報導，「一名少婦前往面試，一進門就像進了刑場，慘遭棍棒活活打死」、「林姓女子就是在擺滿各式棍棒、傷人器具，宛如刑場的出租房」，查前審判決無此資訊，且只有紀載一支木棒，不知記者從何得知?且林美玉第一天前去與陳昆明面晤許久，兇案是隔天發生，若屋內酷似刑房而使人恐懼，何以願意再行前去? 若無事證，此報導內容，不啻於激起民眾之恐懼以左右民眾的看法?
其他類似報導，不勝枚舉，僅有極少數如《心魔殺手陳昆明判死案最高法院發回更審》中廣新聞網，杜大澂報導，較為中立、正確。惟對於最高法院是否明確表示精神障礙「不可判死」的立場，以上諸多報導，皆與筆者的觀察有不同結論。

http://www.jrf.org.tw/newjrf/RTE/myform_detail.asp?id=4058

檢舉論壇